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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、特種工程，包變更

芮良夫之詩云：“自有肺腸，俾民卒狂。”夫心險如山，口壅若川；怨怒之情不一，歡謔之言無方。

　　“肺腸”指統治者的壞心腸，它逼得百姓發狂。因此統治者要堵塞老百姓的怨怒之言。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口是無法堵住的，他們的怨怒之情必然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出來。有的是“嗤戲形貌，內怨為俳”，有的則“譎辭飾說，抑止昏暴”。如果說根據這些說法還難以判斷劉勰的用意，我們可結合劉勰在論“立文之本源”這個根本問題中的正面主張來看。《情采》篇把文學創作分為正反兩種類型，一是“為情而造文”，一是“為文而造情”。其主要區別就在：

　　蓋《風》、《雅》之興，志思蓄憤，而吟詠情性，以諷其上，此為情而造文也；諸子之徒，心非郁陶，茍弛夸飾，鬻聲釣世，此為文而造情也。

　　為情而造文的道路其所以正確，就因為作者有了滿腔怒憤之情，而用文學創作來表達其情以諷其統治者。相反，為文而造情者，是作者內心并無郁陶的憂憤，只是為了寫作而矯揉造作。值得注意的是劉勰賦予“情”的含義。在整個《情采》篇中，“情”是作為專門術語，用以概括和形式相對的內容的，這里卻把“情”的含義具體化為“蓄憤”和“郁陶”，其用意就頗為深微了。要為表達作者的怨怒之情“以諷其上”而造文，并以此作為“立文之本源”，這正是劉勰思想中可貴的一面。這種思想顯然不是孤立出現于《文心雕龍》之中的，如上所述，它既和劉勰的整個思想有聯系，又是從古代優秀作品中提煉、總結出來的。劉勰從這種思想出發，論作家，則肯定“逮楚國諷怨，則《離騷》為刺”（《明詩》）；論寫作方法，則強調“畜（蓄）憤以斥言”，“環譬以托諷”（《比興》）。在六朝動亂分裂和世族地主的黑暗統治之下，幾家歡樂幾家愁是不待細說的，劉勰強調“蓄憤斥言”、“志思蓄憤”等等，正是時代陰影的折射，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。